性教育并不深奥

父母角色的影响 

很偶然地想到，中国政府几十年间为男女平等公布了无数的政策，但一项小小的貌似无关的规则也许能最好地促进真正的男女平等。这便是：孩子可以在父母任何一方工作单位的幼儿园入托。

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随着孩子数量的减少，今天绝大多数的单位已经没有了自己的幼儿园，现在初为父母的年轻人可能已经感受不到这种便利了。但对于我们的父母辈来说，这在当时确实是具有革命意义的。

孩子可以在父母任何一方的单位入托，就意味着，父亲和母亲每天早晨都可以带着孩子上班，而不必使这职责完全落在母亲身上。男女在带孩子这方面的传统分工，被政府的托儿政策打破了。由“带孩子上班”开始，我们的传统观念发生变化，男人对孩子的抚育便一点点渗透到日常生活中，进而家务劳动由女性承担的传统定位也不复存在。

入托政策制定之初，可能仅仅是考虑到“方便原则”，考虑到父亲的单位可能离家更近，或者母亲上班可能交通不便等具体的因素。但是，它对性别分工乃至性别角色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无法预计这影响的效果，却不难推论。

这其实涉及玛克斯.莫利纽克斯提出的“实用性社会性别需要”和“战略性社会性别需要”的问题，这一理论后经摩塞广泛传播。

所谓战略性社会性别需要是通过分析妇女相对于男人的从属地位确定的需要，莫利纽克斯指出，这包括：取消性别分工、减轻家务劳动及照看孩子的负担；消除在土地、财产所有权、获取贷款权等方面的制度性歧视；实现政治上的平等；在生育问题上享有选择的自由；采取充分措施保护妇女免受男性的暴力和控制，等等。对于女性主义者而言，实现战略性社会性别需要才是根本目标。为了实现这一需要，却需要从实现实用性社会性别需要做起。

摩塞说，实用性社会性别需要是妇女根据她们在性别分工中所处的性别化位置上的具体处境而形成的需要，是处于特定环境中的妇女在对直接感受的问题作出反应时提出的需要，它没有妇女解放那样战略性的目标。虽然它的直接根源仍在于性别从属模式，但实用性社会性别需要却不对这种模式本身提出挑战。

摩塞曾以对发展中国家妇女的培训为例子。家政培训、保健营养培训等，也能够有助于妇女，满足她们一部分实用性社会性别需要，但只是将她们作为人类再生产角色进行培训，而忽视了妇女需要就业、谋生以赚取收入的需要。而护理、裁缝之类的技术培训，却可以满足妇女谋生的需要，也就更多地满足了她们的实用性社会性别需要。但因为护理和裁缝传统上都是女性的工作，因此未对性别分工提出挑战。只有当培训妇女从事那些传统上由男人担当的工作时，才能打破职业的性别隔离，从而实现消除性别分工这一战略性社会性别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对女性利益的关注，也可看到上述三个层次的影子。

按着“社会性别与发展”的经济理论，最理想的计划应该是既满足了实用性社会性别需要，同时又满足战略性社会性别需要。对于男女双方单位均可接受儿童入托的规定，便是一个较理想的解决方法。有人提出，规定只有父亲的单位可以入托孩子，则将对性别角色的分配提出更强有力的挑战。但显而易见，对孩子在哪方入托，强行地划一将使实用性的需要受到影响，这并非性别革命的本意。